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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8-06 16:47:45

                                                            香港反对派密会美总领事被抓现行

                                                            很显然,在无法掌握全部信息的前提下,任何讨论都可能是建立在特定前提下的假设;同样的,通过这样的讨论,真正的意义在于有效地逼近事实,再通过有效的讨论,进一步促成讨论者的认知,更逼近真相或事实。

                                                            英文名为TikTok的企业,遭遇了美国本届政府亲自施压的一场“强买”,由此在中国舆论场引发激烈讨论。非常重要但通常被忽视的是,参与讨论者的身份、认知,以及由此决定的出发点和立场。任何一场这样的讨论都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获取客观事实的信息差异,以及更加显著的主观立场差异,进一步加剧了本就内涵丰富的讨论的激烈程度。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类比,从来不是今天的美国是否和当初的秦国那样处于扩张状态,而是从应对类似威胁,即应对非经济强力为后盾的勒索时的回应策略;或者说,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面对这种勒索性的“强买强卖”时,有限度的退让,是否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应对策略?显然,我倾向的答案是,否。

                                                            又如果,最终交易的结果是TikTok阶段性地放弃美国及其五眼盟友的业务,暂时保全了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业务,那他如何避免另一个国家或另外若干国家,以同样的模式,雷同的手段,要求对TikTok进行“有限拆分”?难道继续凭借自身的善意和严格遵循“在商言商”原则吗?

                                                            第二,对TikTok所在领域感兴趣,希望从中分一杯羹的资本力量。无论来自哪里的资本力量,关注的都是收益。这种收益,可以是持续持有运营TikTok,进而享受业务成长带来的长久收益,也可以是通过资本之间的交易,享受一次性买断的收益,继而让先入资本退出。在遭遇美国政府政治性威胁之后,迅速找到合适的收购者,以及作为收割者的微软,先感谢美国政府,再声明引入其他美国资本,最后端出了雄心勃勃的TikTok全球业务收购计划,都是这种资本反应的正常体现。

                                                            有一些极为务实的论调指出,TikTok必须避免最糟糕的结局,就是要“活下来”,因此要“止损”,用各种办法让TikTok存活,避免落入势不两立的对手,比如脸谱公司手中,要找一个“好”的购买者,如微软变成了“在商言商、丢卒保车”思路下最务实的选择,甚至是唯一选择。从实操层面来说,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需要思考的是,“活下来”的究竟是个什么?微软或许可以接受某种收购交易,就是完成资本/股权结构的调整,治理结构尽量保持不变;但作为在另一个维度存在的政治力量,会接受这种方案吗?如果连微软这样的收购方都遭遇到直接政治压力,TikTok拿什么作为筹码来保障自己的生存?难道是依靠对善意的坚定信念么?

                                                            警方消息人士介绍,这名男子近日从美国老家搬到香港,住进一间公寓。这4个箱子被寄到了公寓,但他拒绝接收,要求快递员将这些箱子寄回去。这些箱子随后被送到物流公司仓库,仓库工作人员打开货箱进行检查时发现了子弹,于是报警。警察于5日下午5点40分到达了这间仓库。

                                                            用博弈论的框架看,对于TikTok的“强买”就是一场经典的小鸡博弈,而TikTok的选择,等同于在两车刚发动之际就选择打偏方向,拒绝“最坏的结果”;即使抛开民族主义的立场,单纯作为商业博弈策略而言,也很难说这不是一种最糟糕的选择。

                                                            资本力量,包括已经进入TikTok的和正在考虑收购的,关注的是利益勾兑,究竟是是持续持有还是一次性卖出,决定交易行为的核心标准是成本与收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认知与普通民众形成了显著的差异,国别属性被资本的全球视野所取代,世界继续被认为是平的,一般等价物回归到一般等价物的数量多少上进行讨论,民众的意见则被认为充满了强烈的情绪属性,是“非理性”的,政治力量对大国战略博弈的考量在此也可能更多只是某种非必须的谈资,除非与收益之间存在直接关联,那资本也会毫不犹豫地借用,从而将自身收益在事实上放大到极致。